这种修身学的实践意趣，在革命修养论中表现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是革命修养论的核心，也是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心观点。

[31] 对应程伊川以内心的宁静状态为本体，内心的发动为功用，王阳明的回答是，心不能根据动静来区分本体和功用，良知本体与发用不是从心动与不动的状态来区分的，不是先有体，后有用，而是良知发动即体即用。这时候必须坚守，持守不够，宽裕待时，等待不顺的境遇慢慢过去。

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难免遭遇曲折，继续坚持追求正道不放弃，总会得吉。[50] 无疑，良知可谓圣人之知，需要通过洗刷心灵而切入，这与我提出易本心易，心通于物，心物一元[51]作为修意、实意的意本论基础是相通的。[4]林忠军和彭鹏认为我过度强调易学在阳明思想当中的重要性。最为关键的是，他强调良知不仅在日用常行之间，而且直造先天未画前，这就是说，良知之学在伏羲画卦之前就已经存在，后来在早期圣人之间心口相传，但没有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60]  王守仁：《五经臆说十三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吴光等编校，第1079页。

最后，阳明的良知的确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良知，但是这层良知也要从天良之知的角度才能理解到位。这种体用的讨论比较受到学者重视，但其实体用不二的状态，只是良知呈现的一个面向而已。如宋齐时吴郡盐官人顾欢： 年六七岁昼（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

这与当时儒学发展实际明显不符，遮却了其仍在继续活跃，并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事实，学界对之已续有反思。导致这种错觉的症结，除自承汉学正宗的今文家或朴学立场影响外，恐怕还是因为视经学为无用甚至有害的诸多近现代学者，对古文经学所以兴起并代表汉魏以来经学发展主流的问题兴趣乏乏之故。至于其发展到唐、五代时期的状态，则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示西陲偏地流行的有关读本之况见其大概。也不必说扬雄《太玄》综合儒、道讨论玄理以来，不少儒生已本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有惑于流行天道观中的天人感应、灾异谶纬等神学色彩，兼以玄虚之道济其不及。

哀帝的再受命与王莽摄政谋位，均接续了此前部分今文经师代表的汉家运终之说，但真要以易代来消解统治危机，却受到处于一尊地位的今文经学所尚纲常秩序，尤其是君臣大义的强烈制约。其次，除何休《公羊传解诂》、郑玄《毛诗笺》和三礼注为东汉所撰外，其余经本皆来自魏晋，疏解则全为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经师之作，列表中的综取往说，也不外乎是参考此期各家之说再自出机杼。

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流传于民间的古文经学遂因其很少涉及政论，较重训诂、学理以明圣人制作和王道内涵而令当朝注目。最后，经本所取侧重于南，即除何休《公羊传解诂》、郑玄笺注南北通行外，王弼与韩康伯《易》注、《尚书》孔传、《左传》杜预注、《穀梁传》范宁集解，为东晋南朝所持续流行。遂以合乎人性、法乎自然的形上之道为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使合理的名教秩序得其根源、知其所归而通其滞碍，以消除人格化天道意志易被曲解的理论缺口。

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这也透露《五经正义》和四经注疏取择南北经学成果时，总体上还是作了平衡。武帝以后意欲求?者络绎，多以有违君臣大义被诛，却广受同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总数约200件的敦煌儒经残卷中，有近10%为六朝写本。

到《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东晋初梅赜奏上《尚书》孔传，后世虽斥之为伪，却全面总结了汉以来《尚书》学成就，并以篇章完整、训注明晰、弘扬圣王之道尤为系统，终至诸家皆亡而独自流传。

再就其质而言，仅魏晋时期即有《易》之王弼注阐明义理，自标新学，一改以往《易》学的象数传统。有必要强调的是，在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白虎通》中，几乎所有王者为治的设施名物，从爵谥名号、祭祀礼乐，到设官分职、政教征诛、三纲六纪等，均被定论为出于圣人而归原天道。

古文经学代表的经学发展，从儒经内在学理的探讨，到外在形势的理论需要，各有旨趣，相互激发，是为其著述如此繁富的动力所在，其中大都应归为结合实际的学术前沿讨论和总结。隋志承《七略》而述各类学术之得失，这里所称经学自后汉杂图谶，晋世重玄言，多杂方外之理，确为实情。《齐民要术》引崔寔《四民月令》述正月之事：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矫饰过实，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乱也。但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文化变革以后，晚清一度活跃的今、古文经学因其保守、保皇属性，非被唾弃即被辨伪正谬。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

（作者楼劲，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 进入专题： 儒学 经学 玄学 魏晋南北朝 。从魏末数千太学生徒抗议嵇康之狱一事来看，其学规模实已可观，风气则与东汉略同。

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汩之以放诞。综合前文所述，魏晋以来儒学及有关理念、知识逐渐成为常识，经学发展动力强劲而著述繁盛，儒学前沿问题讨论也极为活跃，且能兼综各家之说，形成玄学这样在理论和方法上俱多创辟的学风流派，这些重要方面均直承汉代相关态势而来，又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和论域。

其中合乎史实的部分，无非大乱历劫之余重建太学之不易，朝廷用人亦不重醇儒。所有这些政治实践和探讨的理论基础，无一例外是与纬书相连为说的古文经学。

崇儒兴学……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而于是策书改，即《论语》亦俱改矣。像这样经文义解既有自身学脉、诠释疑难，又与现实不失关联而得多重推动的状态，直接说明了魏晋南北朝《论语》各家训解今仍可考者多达50余种，以及五经各家注疏所以大量涌现的背景。儒学基本理念和一般知识既然成为常识，以往围绕师说家法或争立官学的大量争论或被消解，或改变方式，其主体部分的讨论也就少了一些扣人心弦和跌宕起伏的事件，却在其前沿多了各种沉潜研究和新的争执。

其典型如曹魏钟会曾为母作传，自述幼少时之课业曰：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故今文经学渐趋凋零不能等同于经学衰落，也不能说是汉学衰落。

因此，进一步清理、深化前贤所揭中国思想史阶段递嬗和贯穿脉络的认识，无疑是学界共同面临的课题。《论语》何晏集解裁择今、古各家所释，断以己意，以绍述圣贤，存其精义。

所谓儒学常识化，即指其从特定学说不断社会化为公共知识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普及成为常识的进程。故钟会的学习经历，总的来说仍合乎当时五经从原大学课业向学童教材过渡的整体趋势。

由于学界论之已多，在此毋庸赘述董仲舒等经师续加阐释的理论体系，是要落实、巩固儒家倡导的统治理念和伦理准则，遂着力以天道为其系统有序并合乎宇宙至理的本原。正是这一过程，使王朝体制具备了通过有序易代消解统治危机的途径、机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整套制度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进程，而这数百年中接踵相继的禅代探索和实践，也构成了此期古文经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动力。魏晋南北朝玄学各家虽立场、观点、方法多端，妙旨奥义各有不同，讨论重心之递嬗或阶段性表现常你中有我，其况复杂，但就基本共性而言，玄学归根到底仍是一批学术精英对两汉定型并趋于常识化的儒学体系，尤其是对据此建构的名教秩序所蕴问题的探讨，其首要问题是要深究名教背后的圣人真义和终极本原，旨归在于批判、纠正名教秩序的失本异化之弊，由此兼采道家、名家等说，重新阐解儒经之义，扩展至天地万物之理及其应如何认识等种种问题。其所述唯国学之况尚可参考一二，至于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至三德六艺，其废久矣数语，则全然不符梁以前儒学之况，又岂能据此而断其衰颓？ 上举记载，或以一时之况概括全体，或因既定口径扭曲史实，或为扬此抑彼有违中允，然其论者无不钟情儒学，所发皆为有其诉求的痛切之论，而非真以儒学为穷途末路、衰朽不堪。

近年学界对陈寅恪提出、瞿同祖精加论证的法律儒家化命题多有新论，但对魏晋以来律令体制及其贯彻儒学理念的状态达到新的水平并无疑问。《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其著录之书： 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

这是魏晋以来儒学发展最为基本和影响深远的趋势。三年之后，便白其兄：兰欲讲书。

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敦煌文书所见识字书中数量最多的《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亦此期所出，前者学界熟知，后者以霍山为南岳，似应编写于隋开皇九年（589）改以衡山为南岳前，内容更多面向庶俗，其首句乾坤覆载显然与《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同本于《易》传，其他内容亦多贯穿着儒经中的相关观念。

(责任编辑：贝蒂米勒)